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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概念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人权，而与第六义科学相呼应，故陈独秀在该文最后总结道：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要而言之，士人君子的精神生活与道德生命主要不是由个人利益的得失考量所主导和支配，而是由命与仁两大核心要素共同构造而成。

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在这种远见中，主要发现了吉凶成败与当事者行为的密切关系，及当事者在行为上所应负的责任，换言之，只有自己担当起问题的责任时，才有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实际是蕴蓄着一种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后世中国人之所以格外推崇周、孔之教，而周公和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始终占据不祧祖先[11]的核心地位，就在于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创举不仅维护了华夏文明的延续，而且更使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化程度从根本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论语·卫灵公》）这决不是说君子不需要首先考虑解决个体生存的问题，任何人都必须在具备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的前提下才能追求道义、讲求道德，这是不言而喻的，孔子所强调的乃是士人君子不应在富贵与贫贱之间患得患失，重要的是要以讲学修德、志仁尚义、卫道守文为己任，也就是说，士人君子的职责在于守护和捍卫个体行为与社群生活的文明的标准和尺度，故应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论语·述而》） 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

另一方面，我们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人类生存境况的这样一种难题，即人各有志，习染相远，轻者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甚者彼此纷争相斗不已。（《荀子·宥坐》）所谓知命，一是上达天之所命，了解自己担负的神圣使命，一是下知死生有限、时遇穷通、祸福终始之命运，而不困不惑、不忧不惧，乃至修身端行，为所当为，具体而言，即致力于修养仁德、博学于礼以立身处世。亶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孔子性相近的说法并没有向我们明确暗示一种性善或性恶的本质主义的抽象观点，性相近并不意味着人在天赋本性和智力上都是完全一样的，乃至决定性地影响着人经由后天努力所形成的人类特质，譬如，人有上智与下愚的天赋上的差别（《论语·阳货》）。不以一己时遇遭际的穷达困厄为忧，而以国家之安危、社会之治乱、民生之忧乐祸福为忧。对士人君子而言，只有在知命与体仁之间，即基于对天命因素与命运力量的深刻洞察和切己体认以及对于仁德修养与道义理想的追求和践行，才能成就人类可大可久之不朽的道德功业，从中则体现了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具体表现为：守望文明，维新中国。故孔子曰： 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孟子·告子上》）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

除了根源于忧患意识而来的坚强的意志和奋发的精神之外，最能够体现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的便是《周易》乾坤二卦所彰显的人文精神要义，《周易大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那么，究竟如何才能化解人间的纷争，使人们彼此和谐共处呢？是强人从己，完全忽视和抹杀人们之间的习性差异，强制性地将自己所偏好的某一种行为规则或价值信条施加于他人，以便实现整齐划一的治理秩序好呢，还是既不强人从己，亦不舍己从人，在正视和尊重人们之间习性差异的前提下，通过说服教育、榜样引领的方式理性地引导人们共同遵从某种合理的行为规范和理想的价值准则好呢？不用说，孔子主张的是后一种方式，是首先注重自我克制和自我完善而富有人文教养和道德修养的君子所采取的方式，而前者则是试图在道德和行为上控制和操纵他人，这是缺乏人文教养和道德修养而一味追逐个人私利的小人所采取的方式，然而，强制性的整齐划一之治和单纯以利相结合的一致性的同，却并不能避免人们之间行为上的离心离德和利益上的明争暗斗，从而保证人们之间能够和谐相处，故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后世中国人之所以格外推崇周、孔之教，而周公和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始终占据不祧祖先[11]的核心地位，就在于周公制礼作乐的伟大创举不仅维护了华夏文明的延续，而且更使中国礼仪之邦的文明化程度从根本上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余卦之德，皆以此为统宗，所谓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

《礼运》曰：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守护华夏文明，不仅仅因为华夏的即是文明的，或者是唯我华夏才有文明，而是意在守护合乎仁道和礼仪的文明生活本身孔子之名的三层含义 所谓孔子之名的三层含义，是说当人们谈论孔子时，并不只是指涉孔子本人这唯一的含义，事实上孔子之名所指乃有三个层面的含义。正是基于这一时代背景，我认为，全面尊孔或全面批孔的时代不会重新到来，而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孔子与我们有着不解之缘，挥之不去的孔子始终是摆在我们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难题，其原因究竟何在？这无疑是一个最为耐人寻味、发人深思而又不易回答的问题。三是指纯粹符号化的孔子，即孔子之为孔子，不再是一种纯个人的私名，而是一个文化符号，一个人们交流与对话、对抗与互动时共同运用的公共的符号。

但历史不会停止脚步，我们最终还是在21世纪到来之前走出了批孔的迷狂，而且，今日的我们确乎已经见证了梁氏有关孔子价值行且有不远而复者的论断或预言的实现。二是指不同视野下的孔子，即当人们从不同的立场、观点和视角来看待、理解、诠释和评价孔子及其所言、所行、所思时，所形成的各种不同的有关孔子的观念和形象。

然而，这并不是说没有人再会抱持简单地尊孔或简单地批孔这样的对待孔子的两极态度了，但我深信，简单地尊孔或简单地批孔这种两极的态度，已不可能再赢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强制性的一致遵从了。究其因，历代的中国人不过是根据不同时代的需要来塑造孔子的形象，而其尊孔或反孔亦不过在以孔子的名义表达其个人的、宗派的、民族的、文化的、政治的、宗教的、地方的、全球的种种诉求而已。在新旧思想不断互相搏激而异论日起并不断走向激进化的过程中，尊孔的时代似乎注定将走向终结而成为历史，乃至在辛亥革命前十年间革命话语中的排孔非儒的声音越来越成为了一种时代的最强音，最终孔子的偶像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孔浪潮中被彻底打倒。不过，让我们简略地回望一下历代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子形象，也许对于进一步思考和回答这一问题大有裨益。  本文发表于上海社会科学院主办《社会科学报》2015年1月22日第6版   进入 林存光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孔子 。尊崇他的人总是利用他，批判他的人也可以利用他。

而他通过其一生的所言、所行、所思，究竟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什么样的具体的个人形象，一般人们主要是依据《论语》一书来予以概括、描述和说明。近代变革或现代转型期的眼光。

依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孔子所生活的春秋时代及其死后的战国之世乃是中国人精神觉醒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最为显著的特征便是各种原创性的思想宗派谱系的多元分流发展。因此，人们运用孔子这一文化符号所表达的可能只是他们自己对于权威的态度，对于真理的看法，对于是非的选择，对于中国文化的立场，甚至只是为了追求实现专制统治的目的或者其他的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各种意图及意图背后的利益。

作为纯粹符号化的孔子，他既可能是拥有绝对权威的至圣素王，也可能是被历代帝王盗用的专制之护符。从时代背景演变的大的历史分期来讲，我们大体可以富有意义地区分辨识出四种解读孔子的时代性眼光。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正面评价和充分肯定孔子、儒学和中国文化价值的声音和热情日趋高涨，那么，我们又当如何来看待这样一种现象呢？是否意味着尊孔时代的重新到来呢？在我看来，要认清这一现象的实质，必须明确我们的时代定位，也就是说，只有对于我们究竟身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一种明确的意识，我们才能具备审视这一现象的适当视角和眼光。讲述孔子的故事，也就是讲述我们自身的活的文化传统的过去与未来的故事。一是指真实的孔子，即孔子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们还能严肃认真地对待孔子的话，我们当深入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孔子之于我们，在过去究竟意味着什么？在今日能够意味着什么？在未来又将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不可能有定论，争议肯定会不断地持续下去，然而，孔子的故事也将会因争议而一再地被人讲述。

略言之，我们当下所处的乃是一个全球化时代，而全球化的趋势又激发起了人们强烈的地方性的文化自觉或文化认同意识，这种意识昭示于人们的是——这是一个多元文明竞争并存的全球化时代，生存在这样一个时代，一方面人们应努力寻求有关全球伦理的共识，一方面还须审慎明智地维护自身地方性的文化身份与民族特性，只有维持这两个方面的微妙平衡，才会增进世界多元文明间的和谐相处与彼此之间的依存共生。这大概是当时最孤独的一种声音。

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地形成了个个心中有仲尼或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的现象，乃至各各不同甚至截然对立的孔子观念或孔子形象在历史上彼此竞立并存或此消彼长。对于孔门的精华（纲常礼教）与中西文化的不相容，反孔斗士们与顽固守旧分子有着最一致的共识与话语策略，而取舍的态度却最相反对。

据此我们也可以说，所谓真实的孔子可能只是一个诠释的神话。既可能是绝对真理或天理良心的化身，也可能是坏人心术的邪恶妖魔。

晚清以来，在一波又一波的外来的西方强势文明和由其激发出的内部的强烈要求进行改良变法乃至激进革命的运动浪潮冲击下，孔子的观念和形象在近世中国人的心目中发生了日益深刻而难以弥合的急剧裂变和根本转换。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建立，终结了中国轴心时代学无拘禁，思想自由的状况，使中国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帝制时代，以至任何宗派的学术思想都不得不依附于专制皇权强制性和压迫性的支配权力以求生存，它们的命运主要取决于统治者的好恶取舍。全球化时代的当下眼光。如果人们能够做到足够中立、客观而允当贴切的话，那么我们就有可能从这种概括、描述和说明中获得一种有关孔子本人的真实的形象。

不仅读过他的书的人，有的尊崇他，有的批判他，即使未读过他的书的人，也会跟着尊崇他或批判他。  自孔子诞生两千五百多年以来，星转斗移，然而，迄今为止，唯一不变的似乎是中国人内心深处挥之不去的或爱或憎、或敬或恨、或褒或贬的孔子情结，中国人敏感的心弦不时地被它触动、撩拨而激荡。

文革期间的批孔简单地将孔子作为旧传统、旧文化、邪恶势力的象征符号或人格化的代表而一味地予以声讨，则不仅制造了无谓的思想混乱，更制造了种种的思想禁区以加强意识控制。当然，儒术、儒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独尊地位及其与专制皇权之间的关系问题事实上要比简单的好恶问题错综复杂得多，它们之间既有不完全协调一致的方面乃至存在着难消解掉的对立、紧张和冲突的一面，同时又有相互利用、彼此依存共生的需要。

洪秀全和太平天国运动拉开了近代第一次在外来文化的刺激下的大规模反孔斗争的序幕，孔子被洪秀全塑造成一个跪在上帝面前苦苦哀求认错的妖魔。先秦诸子共同面对着周文疲敝和时代变革的历史难题，历史的难题需要他们作出具有深度的理论回应，在这种回应中，孔子首先引领和开创并自觉地进行广泛传播的，是一种具有极大影响力、并具有思想范式意义的儒家思想流派。